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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打开新局面
识到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希望找一条新的道路。1935年10月下旬,他到上海,同因“新生事件”而被关在狱中的爱国领袖杜重远密谈。杜批评张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要他联共抗日。12月中旬,张又在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所以,在高福源同张学良长谈之前,张思想上已经准备联俄联共抗日了。听高详谈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情况后,张学良要高福源速回苏区联络,请红军方面派正式代表前来商谈。

    高福源于1936年1月16日返回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同前线的彭德怀商定,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李1月19日晚先同王以哲晤谈。20日会见张学良,会谈了3个小时。21日,党中央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报告: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他们对“剿共”态度消沉,表示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李克农返回瓦窑堡汇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商量,决定立即采取主动行动,推进同东北军的联合和促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该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提出,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下,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来共同实现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2月初,党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

    2月上旬,王以哲同我方交换了密码本,以便建立通讯联系。张闻天即将“与王通报之密本呼号”着人送交周恩来。据1936年2月8日张闻天致周恩来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谈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应提出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换密码”。当时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肤施、甘泉、鄜县都是它的防区,在南部与东部对陕甘苏区形成包围之势,所以,张闻天十分重视同六十七军的关系。2月16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交代,提议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通电“单独给王以哲拍发一次。”

    2月21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红军渡河东征,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这个电报是张闻天同周恩来、博古等反复商量,几经修改(如:将“抗日讨蒋”改为“抗日讨逆”)写成的。

    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东征前线向留守瓦窑堡的中央局就同东北军谈判事发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打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等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李克农等2月25日到达洛川。先同王以哲谈判,达成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的口头协定。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商定恢复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六十七军可向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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