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唱了一支《渔光曲》，由邓颖超定音起头。斯诺高兴地为她们照了相。访问刘英谈话（1980年8月16日）。

    斯诺到保安后同中央领导人进行的第一次谈话，就是由毛泽东回答他早先递送的那张问题单子上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根据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做了回答。斯诺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这次谈话。斯诺说明：“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这次谈话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题，载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1937年8月号。中译文收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部分内容写入《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三篇《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经将这篇谈话同1936年5月15日下午1时开始的中央会议记录对照，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显然是答复斯诺到陕北之前、5月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的问题单子。故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先于7月16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一次。因此，7月16日毛同斯诺的长谈并非通常所说的“首次”，而是“再次”。由于7月16日访问记和9月23日访问记（《论统一战线》）内容对当时局势特别重要，更为受众关心，斯诺将它们先行发表（1936年11月5日定稿于北平，11月11日发表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eekly Review），是合适的。斯诺同毛泽东再次长谈（7月16日，主要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问题）以后，即于7月19日采访张闻天。张闻天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诺写道，洛甫“用英语和我谈话，谈话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洛甫给我讲了自传”（自传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并“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作答”。斯诺在保安期间同张闻天还有过“多次简短会晤”。7月19日的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刻，涉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特点、道路，关于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斯诺在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中，为了让读者了解“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以便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用相当大的篇幅“转述了洛甫的话”。后来，又将张闻天同他谈话的内容，以《洛甫论党的问题》为题作为单独的一篇（第十二篇），写到他的《红色中华散记》中去。张闻天向斯诺阐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说明“现在同过去的主要差别是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作了调整，以适应把民族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需要”。张闻天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以至对中国的政治主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现阶段所关心的，是要取缔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我们主张立即没收这类企业，剥夺其经营权，来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造福。对于其他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愿意采取温和的方针，按照苏维埃法律购买其重大利益，对帮助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或同我们合作的列强给以特别的照顾。”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篇《在保安》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和《红色中华散记》第十二篇《洛甫论党的问题》。引文据《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这同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广泛报道了“红色中国”与红军的真实情况，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对斯诺的这个评语出自毛泽东。转引自吴黎平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写的前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