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并且“特别要抓住官长工作”，改变过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错误做法。对于各种群众运动，张闻天也一一提出指导意见：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即“利用合法”，“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要成立学生委员会，挑选学生领袖，让他们在党的学运方针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要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领导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c.P是应该取消的”；吸收入党的公开的学生领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白军官长等，应该是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他们应“埋藏在内部”，以适合于所处环境的方式利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总之，要克服“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针对北方局工作的现状，张闻天指示：“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张闻天同刘少奇紧密合作，很快在党中央与北方局之间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并设置了秘密电台。通过无线电密码，张、刘之间联系频繁。对于刘少奇的请示、询问和建议，张闻天十分重视，总是及时给予答复。从总的策略方针、重大事件到具体的经费、人员情况，张闻天都及时向刘少奇通报、安排、指示。对此，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中坦然地说：1936年“兼管着北方局的白区工作”，写过“对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对北方局来电写些复电”。张闻天1968年6月8日写的一份材料。

    红军渡河东征以后，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宋庆龄等的来信；3月中旬，又有从上海再次来陕北的张子华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联合抗日的秘密谈判刚刚开始，也需要进行联络。于是，张闻天又及时把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抓了起来，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过去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张闻天同冯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张闻天就知道这位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湖畔”诗人了。30年代初在上海，冯在张闻天领导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张化名“歌特”著文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冯转变及时，贯彻得力。到中央苏区后，冯又在张兼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务主任，后来参加了长征。东征山西，冯是地方工作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冯在吕梁山区率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很有声色。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他。据周恩来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以冯雪峰的忠诚、机警和才干，他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

    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