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获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的消息，非常高兴，即于7月1日，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68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红军诸将令，祝贺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希望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贺电还指出：“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

    朱德6月23日与萧克、王震在普玉隆会面时，以及朱德、刘伯承7月1日在甘海子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时，先后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他们。朱德还给贺龙等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朱德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本段叙述摘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朱德也对贺龙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据《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自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张国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分裂活动。他以迎接二、六军团为名，派出“工作团”，散布流言蜚语，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煽动反党、反中央的情绪。他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胁迫二、六军团领导同意他的错误路线。他的反党分裂活动，遭到二、六军团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国焘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任弼时把他坚决顶了回去。任弼时听到红四方面军来人谈话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立即向下布置：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都烧掉。据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张国焘又提出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商量后回答他：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张国焘谈话中指责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任弼时立即说，那也是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张国焘为他成立第二“中央”狡辩，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另立中央“似乎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