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经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打通了国共之间的关系。
3月16日,李克农也赶到石楼。他刚刚同张学良在3月4、5两日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李在3月5日已电党中央简要报告会谈结果,这时又当面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关于对蒋方针,张学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会谈”时就“不同意讨蒋”,这一次会谈中更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其时,张学良因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赴陕北,已经从董、张那里了解到南京当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谈判联合抗日;彭德怀、毛泽东又于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电告张学良;因此,张学良一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联共联红,另一方面,更加认为老蒋有抗日的可能。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在山西前线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应该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因为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需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关系上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情况,迫切需要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进行总结并作必要的调整。
在晋西会议上,张闻天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据《张闻天选集》。他概括国际七大的主要精神,“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此衡量《瓦窑堡会议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鉴于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关于中国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张闻天提出贯彻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不能把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而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张闻天不仅提出了这一指导思想,他的这篇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在报告中,张闻天分析了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后半年多来世界形势“新的变化”和在日本继续侵占华北情况下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指出,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很明显”之外,“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地主买办集团中有人“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这一切证明,在中国,尤其是华北,“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战略任务上,张闻天反复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在策略方针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他认为,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死板的公式”,要依据不同的环境,利用每个事件,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说:“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不用策略而只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对“蒋”,虽仍指其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已经改变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提法,而将“抗日”突出地摆到“中心”位置,出现了用“联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蒋”的趋向。
张闻天还着重论述了实现上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他指出,应该“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