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天指出，此次蒋系部队开进山西拦阻红军东征，是突破了《何梅协定》不许中国军队在华北驻兵的限制，而实行了日本对华方针“广田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共同防共”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与国防政府是全局关键”，“现在中心［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粉碎蒋的“围剿”，会议决定，立即组织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集中力量打击坚决反共的“二马”。据1936年5月8日至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所有这一切，实在是被蒋所迫，不得不然。

    应对“两广事变”

    中国共产党作出根本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决策，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通过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的。而这同“两广事变”的爆发密切相关。“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式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粤军与桂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则调兵遣将，进行拦阻。毛泽东于6月9日发表谈话声援两广“北上抗日”，张闻天于6月12日和14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讨论“西南问题”，会后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据此。对两广“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表示声援，声明“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毋庸讳言，当时张闻天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军事行动是支持的，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采取严厉“揭破”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军队采取分化政策，但公开宣言也没有重提“反蒋”口号，而是高举“抗日”旗帜，“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悔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没有放弃争取联合的立场。内部指示虽然没有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但提出“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在全中国我们号召其他一切抗日的武装的发动，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反对拦阻两广抗日，反对发动内战。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实际上是“抗日反蒋”其表，通过武装发动与救亡运动来“逼蒋抗日”其实了。

    国民党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而定于7月10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致书出席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再一次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立即联合起来，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表示“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抗战的生路”，表示“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也没有把蒋介石排拒在门外，而同南京方面的秘密谈判则通过几条渠道一直在进行之中。

    总之，从1936年2月至7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起，适应变动着的国际、国内形势，灵活地调整了对“蒋”策略。“抗日反蒋”方针开始有所改变。“反蒋”口号随着形势的发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