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朱、毛对这一行动发表谈话，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表示红军愿意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并“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电报说：“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如大家同意，即由泽东负责起来，谈话明日即广播”。这时，西安方面与中央军的潼关谈判已有成议，东北军将把渭河南岸的部队撤到北岸，七天完成。在这向和平解决迈出实际步子的时候，张闻天同前敌总指挥部将领商讨后提出的主动北撤，公开表示反对内战，服从南京政府指导，敦促蒋氏实践诺言等建议，实在是一种与友军相呼应的、以退为进、争取主动的策略。29日和30日上午，张闻天又连连致电毛和周、博，申述支持和平方针和实行自卫战的原则。

    这时，西安方面和战之争更为激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在张学良返陕之前，坚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便与之决一死战。同时，杨虎城不惜一战的打算也有抬头。到30日，主战派几乎完全控制局面，形成了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要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态势，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面前。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于30日下午将近5点钟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和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共商对策。会议认为，我们的愿望是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张同中央军抗战，这样，在红军面前就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或者是友军打，我们不参加；或者同他们一起打。当然，不论打与不打，我们的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但如取前一种办法，势必同友军对立。所以，如果友军同中央军打起来，只有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争取实现和平。这次会议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当夜10点，与会者将商定的上述方针以“周、博、彭、任、王、洛”联名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深夜12点，毛、朱、张复电赞同，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用这样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30日深夜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31日夜，举行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二二事件”以后

    当此关键时刻，东北军青年军官的少数“过激分子”却不顾大局，2月2日上午，竟将东北军中最先坚决联共抗日、力主和平解决的王以哲将军枪杀了。周恩来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况下，沉着处理善后，终于使事态得到控制，和平大局得到维持而没有崩坏。虽然如此，“二二事件”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弥补的。张闻天听到这个不幸事件，不禁摇头叹息。“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分裂，十七路军难以立足，西安方面顿时失去了同南京谈判的力量和地位。两支友军将任蒋宰割，张学良回陕无望，“三位一体”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实际上解体了。

    当张闻天2月初从云阳回到延安的时候，国民党为解决西安事变后方针政策问题而准备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期已经迫近了。蒋介石在1937年2月5日确定了“对内避免内战”、“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并将它作为五届三中全坐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根据。

    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于1937年2月10发出。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表示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