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党内还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他提出为要消灭党内关门主义，必须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时局，领导群众斗争，必须坚决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打破“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张闻天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小册子中，刘少奇在报告中，已有详细论述，张闻天在这里着重指出，特别重要的是懂得这些策略原则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做死的公式去背诵，而是首先要真正细心的与谨慎的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探求革命形势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张闻天还辩证地、历史地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他说明“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是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那种认为“利用合法就是合法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作会议结论，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说明。最后，全体代表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从上而下的自我批评，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了错误的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明确了革命新阶段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对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对全党进一步冲破“左”的思想禁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不足，同苏区代表大会一样，对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路线的错误性质问题，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这当然同张闻天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

    参与领导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迎接全国抗战准备的同时，张闻天还参与领导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

    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6年2月底董牧师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一年来秘密谈判的目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合作大局已定。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就恢复了。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是对过去一年国共谈判的总结，又在实际上表明了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政治立场，公开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与妥协，但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绝不放弃对根据地与红军的领导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接受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主张的时候，仍然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转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页。所通过的决议也叫做《根绝赤祸案》。他们无时不忘限制、削弱共产党以至消灭共产党。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

    “争取民主权利”是准备抗战阶段的关键。国共谈判就是共产党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主要阵地。在这一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全国抗战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张闻天则配合、协同毛泽东，在延安运筹帷幄，进行领导。二三月间，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持续了一个月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杭州的首次会谈，6月上旬至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