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天、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8日、11月12日两次作出指示，前一次要求扩大救亡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活动，用事实揭发国民党及抗敌后援会包办政策的错误，以达到抗敌后援会的民主改造；后一次部署上海失守后公开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工作方式也应转变，整个救亡运动的中心将转移至武汉。洛、毛1937年10月18日致潘（汉年）、刘（晓）电，洛、毛11月12日致博、潘、刘电，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76页。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迁就倾向。张闻天完全肯定并坚决支持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10月10日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批评他们包办的陕西抗敌后援会“统制”、“限制”、“压迫”民众救亡运动。张闻天在周刊上发表《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论的真相》，以编者按方式对指摘公开信是“汉奸挑拨离间”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周刊第1卷第24期。

    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纠正和预防。继7月闽西红军何鸣部被国民党欺骗而缴械后，9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中丧失独立性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于1937年9月14日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并合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内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指示否定原定谈判条件，重定办法，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等条件，并要其他各边区谈判时严戒蹈此覆辙。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1937年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4页。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十年血战取得的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我们则要保持这些战略支点。根据国民党的要求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十分不利，故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不应无条件集中。实际上，有的应在一切问题解决后集中，有的绝不应集中。而对集中的部队，应拒绝国民党派人插入，国民党也不得干涉领导指挥及其作战。这就保证了党对南方14个游击区和新四军（1937年10月12日正式公布改编）的绝对领导。

    在改革政治机构、参加政权问题上，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发言指出，要在确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允许共产党公开，发动群众抗战等条件具备后才参加政府，现在则还未到此时。这表明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共产党准备参加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但不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同时又提出了在特殊地区和敌占区可以参政，国民大会之类代议机构容许参加，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进行等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灵活做法。

    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以后，最重要的当然是军事战线。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八路军的军事部署，张闻天在论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洛川会议以后，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张闻天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载周刊第1卷第17期，署名洛甫。张闻天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简要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