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移交总书记的工作

    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确是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长征途中张国焘挟重兵向党争权，张闻天主动提出“让权”：将自己的“总书记”职务让出来（毛泽东不同意，此议作罢）。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这时有一篇访问记仍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写的访问记，载该报1938年3月26日。他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在此期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过，在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后来（1943年）做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这两段话可见，一、自1939年初起（即王明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回到延安并留在延安工作），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三、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这时，张闻天已主动将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交出，实际上他只是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的工作了。

    负责局部，关注全局

    应该看到，虽然六中全会后张闻天的工作重点转到了宣传教育方面，但是，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威信、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党的书记的工作又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是主要职责移交后，中央秘书处还一直由他管着（1940年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后仍是如此），所以，在六中全会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全党的工作，对于有全局影响的事，张闻天还是一直关注着，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