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提出“补课”的要求。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从九月政治局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自己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观念此时在张闻天心中建立起来，张闻天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感觉也从此时发展起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明确地承担责任。他说：

    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有这样有力的发展。《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关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发展的过程，全党有一个认识过程。1941年10月13日组织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为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说：四中全会虽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认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或出胎”。这些观点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看法。张闻天发言中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时间的看法同这次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

    张闻天是从“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中首先觉悟而分化出来的成员。他在遵义会议前就同“左”倾的中央领导发生了严重分歧；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遵义会议以来，又坚持了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居功诿过，掩盖历史上的错误。对于自己1931年初至1934年底的错误，他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一再进行检讨，以期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环境与认识的限制，在这之前，他没有认识到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明，张闻天即诚恳地承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地揭发错误，负责地承担错误的责任，深刻地检讨错误的根源。不仅如此，张闻天还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了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的愿望。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