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说，现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三五”计划的实现。又说：“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还针对国防科研中的问题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经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的时间了！

    不难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仍继续发动，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尚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周恩来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这场“革命”能否真正发动起来、深入人心，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怎样才不被打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国防尖端事业能照常进行。他曾向调来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一吐心中忧虑所在：“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在“革命”与生产的天平上，周恩来的重心实实在在地倒向生产一边。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不仅机关、学校里开展“四大”，搞起运动，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也都纷纷建立群众组织，互相串连，热衷“造反”，把斗争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了，工农业生产各部门尤其是工业交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大量难以控制的干扰性破坏性因素。和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一样，许多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严峻局面。对此，周恩来极为焦虑。鉴于这时下达行政文件阻力增大，执行有限，他决定在制定若干政策规定的同时，继续加强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解释性宣传。

    11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重申经济建设不能停滞、中断，并据理驳斥了那种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抓生产的论调。第二天，经过周恩来审定的这篇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声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入工农业生产领域的紧要关头，这篇社论毅然亮出“红灯”，公开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革命”与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打消顾虑，以便放手抓生产、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一味煽动“革命”、“造反”，反对抓生产的人在基本事实面前无话可说。这样，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行政文件，都赋予了“抓革命、促生产”以特定的含义，在不利的政治气候里，创造出某些有利于维持和推动经济工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