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仍未被党内多数领导干部（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红卫兵运动”中，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愈来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打倒。

    1967年初，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爆发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

    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宣布“夺权”。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利，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又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冲击事件。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批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坚守中南海的周恩来夜以继日，反复批评劝阻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过激行动，要求保证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中南海，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以免受批斗和迫害的临时“避难所”。

    在短短一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其中，军队高级将领已不在少数。中共中央在1月14日发出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等文件，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清楚地表明，全国性动乱正在急剧蔓延和升级。由此，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尤其是军队中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一些军事部门和地区面临失控的状况，更使得老一辈革命家焦灼不已，寝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正义的抗争便首先在军队问题上展开。

    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叶剑英等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通称“大闹京西宾馆”。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