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争失利后，江青公开向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伸手要权，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从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和抵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3月8日前后，北师大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制造了冲击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局面中，原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坚决保护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群众也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众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大闹怀仁堂”的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5月4日，陈伯达、戚本禹窜到北师大，向谭××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于是，造反派们又开始反击所谓“五月妖风”，使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恰在这时，江青使出了更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江青材料的红卫兵对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不知情，而此时江青的险恶用心却是十分清楚的。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