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我们的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

    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账，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好过。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