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5个年头，也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召开后的第6年。

    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政治局还商定近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对此，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准以上中央部署，林彪也表示赞同。

    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全都顺利通过。

    4月初，应金日成邀请，周恩来安排好国内事务，准备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访问。这是自1966年夏天赴欧洲之后，周恩来的第一次正式出访。

    就在周恩来访朝前夕，毛泽东审阅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过去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随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毛泽东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对此，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传阅。林彪本人无疑很快就见到了毛的批示。

    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未作一字“表态”。

    过了一周，林彪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林彪的“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颇有些费解。其实，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还应设国家主席。

    如果纯粹是就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发表意见，林彪的“建议”应该说是无可指摘的。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另有打算。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建议”之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毛泽东没有考虑让董必武以外的其他人当“国家主席”。

    4月12日，就在林彪传来电话记录的第二天，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当中央政治局讨论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于即日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泽东又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林彪仍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与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同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一直陷于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之中。直到7月份，四届人大的筹备问题才重新提上日程。

    7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并确定了党中央为此进行工作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8月20日，将基本完成四届人大有关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国庆节之前，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