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开始主动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同时，他还对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了初步调查，批评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9月下旬，周恩来建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想通之后，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并说，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此外，周恩来还对“天才”问题间接地表明了态度。在空军举办的“三代会”期间，会议主持人把作“讲用报告”的年仅25岁的林立果吹捧为“超天才”。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杨德中找到吴法宪，批评道：为什么要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这种说法不对，不能这样搞。周恩来也向黄永胜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帮助，不但没有使他们幡然悔过，反而引起林彪一伙的忌恨。

    10月中旬，对庐山一事抓住不放的毛泽东先后就吴法宪、叶群二人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部署并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中央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对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进行批评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几个成员的批评教育，是认真的、严厉的，同时又是坦诚的、负责任的。在这个时候，林彪的态度实际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林彪却一直在敷衍毛泽东和周恩来，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而黄永胜等人也一字不提林彪的错误和责任。这一年5月间由林立果、周宇驰秘密组建并得到林彪接见的空军司令部“调研小组”，恰在这时被改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亲自为其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称呼代号。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正悄悄地朝着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发展。

    在批评、纠正林彪等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也还是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为此，党中央先后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党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然而，那个军委办事组的“后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难的林彪，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便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作检讨。1971年3月间，在苏州的林彪以南唐李煜亡国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警示林立果等人，不能“束手待毙”，要搞一个武装计划。

    根据林彪授意，林立果一伙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以“武装起义”方式，一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实施这个《纪要》，林立果等人多次开会研究，暗中进行策划。到三月底，已初步确定出“作战”的指挥系统和具体人员分工。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标志着林彪这伙党内宗派势力，决心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毛泽东、周恩来都全然不知林彪一伙正进行中的阴谋活动。

    1971年“五一”之夜，在照例举行的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更使周围人惊异的是，林彪仅在城楼上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未能留下“林副主席”的影子！林彪这一明显“赌气”的举动，引起在场人们的议论、猜测。为了将林彪这种不顾大局、把党内上层的矛盾分歧暴露于国内外舆论面前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