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持续近两年之久。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在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一）斗争的展开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这一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林彪事件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进而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会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指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972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尖锐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对农村长期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