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集中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更是露骨地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评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由于张春桥、江青的反对，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删去了原报告写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语。但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报告。

    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表明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成为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一系列作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出面，对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

    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赞同周恩来的意见的。12月17日，他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毛泽东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向周恩来发难。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明确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险”，为其后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三）斗争的继续和江青集团的反扑

    尽管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