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周恩来首先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三个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应当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个突破”，固然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就曾列举“大跃进”期间过多投放货币的历史教训，告诫票子发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线”；针对出钢不能轧材的情况，他指出，这“还是10年前存在的问题”。1972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急躁情绪，20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道出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这种顽症。

    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一贯纠“左”的继续。

    早在“文化大革命”准备和酝酿期间，党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愈来愈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就产生过不同意见，出现多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试图保护住更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广大知名人士，尽最大可能来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在这些努力失败不久，面对极左思潮泛滥、党的组织瘫痪、整个国家混乱的严重局面，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挺身而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向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即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虽不便公开表态，但明显地他是站在这些老同志们一边的。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周恩来的处境尤为困难。

    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周恩来领导党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极左思潮展开了持续的、深入的批判和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纠“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壮大，并力图实现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参加。这就表明，此时党内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批老同志站出来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改朝换代”、“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的罪恶目的遭到破产。

    其次，经过大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个问题，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复、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而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管理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