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都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下去，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40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6000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应“酌情使用”被认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同意有关部门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届毕业生和1964年外派留学生中选调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会同中央联络部、国家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单位，对中央各部门的外事、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1970年11月间，周恩来连续五次就外语教学问题同北京外语院校有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指出：现在我们对外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外语教学首先要从师资抓起，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又说：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必须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否则便是误人子弟。同年，周恩来还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第二年6月，他亲自批准该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作为党和国家内外方针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和周恩来还适时起用了几位“高参”，对这时的国际局势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正确地估量国际形势，本来是党制定外交工作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基础。然而，在中共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这样就不可能用冷静、客观的头脑来分析世界大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正处在“靠边站”地位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事前，周恩来当面向老帅们说明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主席之所以交代给你们这项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对某一专题的成熟意见，就可写出书面报告呈阅。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又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四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一个月后，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到周恩来的案头。报告中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批告外交部：有关外交类的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