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峰回路转的1972年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期间,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此后,在江西邓小平一家的处境也开始明显改善。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和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历经5年动乱时光、已是力不从心的他,自然希望这些老同志能早日得到“解放”,出来工作。
于是,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讲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