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出来。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全部工作预计在10月5日以前进行完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几乎是在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时，沉寂了22个月之久的关于四届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现在报端。

    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