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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过早忘记了饿肚子
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5644万吨,比1992年增加1378万吨,增长3.1%。不过增加的部分,全部是北方的贡献,北方地区共增产1791万吨,刚好弥补了南方的减产。

    1993年末爆发的粮食涨价风潮,虽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和恐慌,但并未引起有些地方领导的足够重视,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减少,并跌入警戒线以下。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6.4亿亩,比1993年再减了1700万亩。是近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较多的一年,因面积减少影响粮食总产量450万吨。这一年,我们也没有1993年的运气了,南北涝,中部旱,东西部还受风灾侵袭,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到8.6亿亩,成灾面积4.6亿亩,均超过1991年江淮特大水灾。年终算账,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比1993年减产1200万吨。全国21个省、区、市粮食减产,其中河南、辽宁、广西、江苏和四川等省,减产均在100万吨以上。

    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1994年的粮价为何“一路高歌”,扶摇直上。幸好,我国的粮食底子硬,专项储备粮库存充裕才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但这已经足以令我们心悸好一阵子了:命根子忽视不得!

    到1995年,粮食生产终于严肃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大部分地方领导开始意识到,再不抓粮食,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这自然是一个好现象,但由于惯性作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仅稍有回升,达到16.44亿亩,仍在警戒线以下,比1993年只增加了400万亩。减少容易增加难,前几年,我们不知不觉每年减少了1000多万亩粮食播种面积,而要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几百万亩。到1996年,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才恢复到16.5亿亩的全国警戒线水平。与此相适应,全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了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了的粮源,加强了粮食市场管理,维护了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5年过去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又走上了正轨,并连年丰收。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50450万吨的历史最高峰,1997年粮食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1998年虽然经受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但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粮食产量再创新纪录,达到49500万吨。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价格平稳,许多地方在粮价上涨风潮中重新恢复使用的“粮本本”也被绝大多数居民锁进了抽屉。

    但是,1994年的警钟却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什么时候忽视农业,什么时候忽视粮食生产,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

    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吗?

    鼓了“钱袋子”,不能空了“米袋子”

    笔者听过一位地方官帮农民转换脑筋:你们说,是搞一屋票子好还是一屋粮食好呢?他“循循善诱”:当然应该是一屋票子好!

    这个命题显然不妥。货币,没有物资作为基础,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粮食进行市场流通,你就是有堆成山的票子,又有何用?照样还得饿肚子!

    但有许多人仗着这几年肚子里充实、钱袋子里殷实,对粮食开始有些不以为然了。“什么赚钱搞什么”,成为转换脑筋的时髦口号。有人公开撰文,声称粮食并不是什么特殊商品,完全应该由市场调节,我国长期对粮食生产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是有弊无益。他们不无潇洒地侃侃而谈:“我国土地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连年遭灾,就全国来说,粮食生产也不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他们认为,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饭吃。

    还有人思想更解放。他认为不仅城市居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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