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国1978年进行改革以来经济变化最好的指标。1977年，中国肉类产品总消费量是7.7亿吨，16年后，这一数字增长了5倍，人均肉消费量也从1977年的8公斤上升到1994年的32公斤。中国的鲜肉消费量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

    不过，全面的看，虽然我国的间接粮食消费量普遍增加了，但城乡之间却还有着明显的差距。农村地区的粮食间接消费量还处于较低水平。我们不妨比较下面两个表：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直接消费的口粮，农村比城镇高1倍左右，而肉类则城市比农村高1倍，水产品、奶的消费，城镇比农村高3倍左右。

    这是截止到1991年的情况。而根据对1994年的资料分析，口粮人均消费城市为102公斤，农村为257公斤；肉类消费则仍然是城市高出农村一倍左右。从中我们可以推想到，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动物性食品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增加过程。如果农村居民的肉食品消费量仅达到目前城镇的水平，9亿农民也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与布朗不同的是，他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粮食的危机，我们看到的则是中国粮食的压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农民吃好一点，吃营养一点，这是我们的期望所在，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能因为考虑粮食的平衡而剥夺农民的消费需求。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时代是解决中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而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担负的则是满足人民吃好的任务。

    显然，让人民吃好比吃饱困难更多，难度更大。

    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人直接食用的粮食还将有所减少，而通过肉食品消费间接消耗的粮食则将会大幅度增加。这给中国的粮食生产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压力，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是祖祖辈辈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

    樱桃好吃树难栽

    肉类食品不仅营养高，而且口感好，因此，中国老百姓把餐桌上有没有肉作为衡量生活状况的一个标准。

    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肉食品好吃却耗粮大。

    尽管每单位动物类食品所含的营养成分要远远高于每单位植物类食品，例如一斤肉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等要远远多于一斤大米或面粉的含量，但是每单位动物类食品所需要消耗的粮食也大大多于人们直接消费相同单位的粮食。这也就是说，人们消费的肉食品增加，相应的也就间接消费的粮食增加，而这种增加不是一比一的关系。按我国目前的水平，每产1斤肉，就需要消耗7斤粮食(饲料)。换句话说，我们每多消费1斤肉，就等于多消费了7斤粮食。这也就反映了，让人们吃好比吃饱要困难许多倍。

    实际上，中国的肉产品消费主要是猪肉，1994年猪肉的消费量占肉产品总消费量的3/4，以至中国的猪肉消费已经接近西方的水平，而其他许多国家则以牛羊肉为主。饲养牛羊尚可以通过牧场草场，而饲养生猪则主要靠粮食饲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耕地少、人均粮食占有量还不到400公斤的国家，过多地发展生猪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我们把提高肉类食品的占有量全部寄托在生猪身上，是不恰当的。分析近10年我国粮食波动的情形，我们发现，有许多次与生猪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往往是粮食丰收了，便大力发展生猪；生猪发展多了，则又出现粮食紧张。

    现在，我国政府正在有意识地改变中国人的肉食结构，推荐提高鸡肉、蛋和牛肉的消费。因为目前我国人均的猪肉消费量正在接近美国，但牛肉、鸡肉和奶制品的摄取量则无法与美国相比。鸡肉在中国曾经是奢侈品，目前的人均消费量也只是美国的1/10，相对于猪而言，鸡肉的粮食转化率较高，一般2公斤粮食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