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尾声。从1950年3月上旬到4月中旬的40天内，北京市几种主要粮食的价格分别下降12～34%；天津市分别下降11～39%；上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大米价格分别下降7～40%。

    在打击投机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进一步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措施。其基本内容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具体在粮食方面，则是加强公粮的统一管理和调度，统一全国的粮食贸易工作，以及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统一调拨。这是当时打击投机资本家、保持新生政权稳定的惟一办法。在粮食等主要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不集中物资，不统一贸易，就无法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也就无法避免大面积的粮荒出现。

    要稳定市场，必须首先控制市场，而关键是要确立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1950年3月1日，中国粮食公司成立，随后，省、市、县等地方各级粮食公司也相继成立并开始运转。当时的经营方针是，根据全国粮食产销的情况，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调剂有无与多少，在经营管理上贯彻企业化的原则。从此，粮食批发价格、粮食及资产调拨和现金回笼三项由中央统一管理，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及干部的调配、调动、补充都由地方政府管理。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部决定建立统一的垂直领导的国家粮库，统一管理和调度公粮。1950年3月，按中央部署，各地相继成立了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地区、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1950年10月1日，中国粮食管理总局在财政部原粮食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当时明确，粮食管理总局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公粮接收、保管、供应、调剂和兑换，与中国粮食公司共同完成粮食的收购与供应工作。

    到1952年8月为止，粮食部门这两大系统紧密配合，前者运用经济手段，由贸易部门在自由市场上运用价值规律在全国收购粮食；后者采用行政手段，由财政系统按照农业税的规定，向全国农业征收公粮，二者协同作战，共同完成了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粮食局势的任务。但其中不免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机构设置重叠，环节手续繁复等，于是，中央为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以加强对全国粮食的掌握和运用，9月1日，中央决定将中国粮食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行政管理与企业化经营的结合，在组织上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机构。所谓行政化管理，对内是管理公粮入库，管理企业经营，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对外是配合商业部门管理市场，领导私营企业。”这在当时粮食供求紧张而粮食市场又相当混乱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此一来，也造成粮食部门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的弊端，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次国务院组织实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粮食部门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分开，实行“两线运行”。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质，在粮食经营中国营商业的比重应该逐步增加，这是当时实行粮食统一管理的出发点。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国营粮食商业逐步发展壮大，很快便取得了粮食市场的领导地位。1950年，国家粮食收购数量占社会公私收购总量的23%左右，1952年上升到73%左右；国营粮食商业销售量占社会上公私销售总量的比重，1950年占20%左右，1952年上升到51%左右。同时，中央贸易部逐步掌握了19个城市的粮价。相应的，大批私营粮行、粮店因无投机余地，而停业、关闭。1950年初，上海共有米行、米店、米厂及经售商等3040户，到4月底已有1270户关店歇业，1100户半开半闭，照常营业的只剩下670户，原来的近40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