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流氓当打手。

    1993年5月31日，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党委副书记周祚群、团委书记肖学文来到向韵村潘群英家，逼迫潘群英交100元“计划生育连环费”(后减半为50元)，269元“建校集资费”。潘群英在1983年就做了结扎手术，故对交连环费想不通。周祚群见此就要动手搬她家的东西，潘群英只好拿出170元，并找人借款50元，共交了220元。两天后，周、肖两人再次带人上门收尾欠款，潘群英实在无钱可交，他们便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争夺不过，并被掀翻在地，她苦苦哀求了20分钟无人理睬，绝望之中，当着乡干部的面，跳塘身亡。

    1992年11月9日，河南省平舆县两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蔡天偿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来到村民蔡玉堂家，以收村集资办电尾欠款为由，拿走他家芝麻25.5斤，小麦198斤，在有人又要拿另外半袋芝麻时，蔡玉堂与其争夺，有人吓唬他：“把他捆起来”，他只好罢手，但心情沉重。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人均负担已达到上年纯收入的16.1%，是国家控制标准的3倍多。第二天早晨，上学的学生发现他已吊死在门口的梨树上。

    1993年元月1日，湖南省祁阳县潘家埠区派出所准备新建办公大楼，差资金10多万元，区委决定抓罚款补足建房资金缺口。乡长王方解带20多人，选定太子村女村民彭满秀为罚款对象，罚她交教育费100元，加罚“登门费”100元。他们将彭满秀家的一头肥猪强行赶走。彭满秀的丈夫高先明悲愤交加，于1月5日，喝农药死亡。

    有被逼死的，还有被打死的。1998年10月29日，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十几名干部野蛮摧税费竟将一名农民活活打死。

    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现在竟被逼上了绝路。这不仅是农民的悲哀，而且也是共和国的悲哀。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基层干部不但巧立名目收费，而且还用上了国民党对付过我们的那一套来对付农民。他们成立所谓“征收工作队”、“突击队”、“行动队”、“执法队”，有的甚至带着手铐、警棍向农民实行高压，随意罚款、踢门、砸锁、搬东西，直至毁房、抓人。有人称之为“鬼子进村”。一些地方妇女哄孩子，过去是“老虎来了”，现在是“干部来了”。干群关系日益激烈，有的成了“油水关系”，有的成了“水火关系”。

    我们把农民逼上了绝路，谁还来给我们饭吃？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在那粮食短缺的艰难岁月，他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国家征购粮的上交。他们认为这是“皇粮国税”，当农民的再困难，也得完成。而现在盘剥农民的，恰恰不是农民该交又愿交的税费，而是各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占了农民负担的主头。

    农民负担亮出“红灯”。许多农民开始弃田抛土，粮棉面积几次降至警戒线以下，许多地方干群矛盾激烈，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任何犹豫和迟疑都有可能使刚刚走上改革大道的中国农业土崩瓦解。

    减轻农民负担，成为中国政府一项艰巨的工作。

    早在1985年，中央中央、国务院就发出过《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1月国务院提出“农民负担十不准”，断了部门、行业、地方的“财路”；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除法定负担外，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各种基金，一律先停后清。对清理不力者，直至给予党纪、行政处分。1993年6月21日，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