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耕火种养不活12亿人的中国

    减少的耕地难以再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难以再减少，解决未来我国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的科技进步。

    科技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已被事实所证明。建国前，我国农业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不仅劳动生产率不高，而且土地产出率较低。表现在粮食生产上，则是粮食亩产量较低。1949年，我国平均粮食亩产仅85.5公斤，粮食总产仅11318万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97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9250万吨，是1949年的4.35倍；粮食亩产达到300公斤，是1949年的3.5倍。这一切，与一大批重大科学技术的应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杂交水稻栽培、优质稻、水稻抛秧栽培技术等的推广，使我国水稻单产直线提高。杂交玉米、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玉米的产出水平，仅杂交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一项，就亩均增产168公斤。有关专家测算，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主要农作物品种已经更新5至7次，每更新一次，增产10%到30%。地膜栽培技术、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栽培技术等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使全国各地能四季常年生产供应各种新鲜蔬菜，畜禽繁育技术、饲料和防疫技术的应用，使我国肉类总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20万吨提高到现在的近5000万吨，肉、蛋、奶在市场上供应充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水平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率还相当低，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在继续沿袭几千年不变的传统耕作方法，有的地方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单纯靠人力和畜力勉强维持生产。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99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比上一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42%，虽然与九五期间要达到农业科技50%的贡献率目标为期不远，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对农业科技未来的忧虑。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仍然很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70%以上，我国刚突破40%，差距还相当大。其原因，一是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较少，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还相当薄弱。

    对农业和粮食科研给予财政支持，这是许多国家通常采取的政策，如提供经费，发展农业和粮食教育、科研事业；支持研究和推广高产品种；帮助抵抗自然灾害；改良土壤、开发资源；加强技术和情报服务等，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制不顺，制度不全，经费不落实，因而农业科技进步步伐还不快，成效也还不很显著。尽管我国把科技进步提到兴国的高度，把“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改善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等写入了《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但农业科技并未引起有关领导的足够重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并未完全落到实处。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应居主渠道地位，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应逐年提高对科技投资的力度。据专家测算，对农业科研投资年均实际增长应保持在5%，对农技推广则应高于5%的增长率。而目前我国无论是农业科研投资还是农技推广投入，都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从农业科研投资上看，由于经费不足，不仅降低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与质量，而且使其无力把成果推向市场。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未增加，反而逐年下降，1996年降到0.36%，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6，且远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80年代平均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