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这3个国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里，粮食产量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发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准会员罗伯特·帕尔伯格教授的文章，他明确地指出：“面临危机的是非洲而不是中国”。他认为，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南亚和非洲，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危险大多与中国无关。他说，在非洲，营养不良的人口在今后几十年很可能会增加，因为非洲存在着管理不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农村地区环境退化等诸多问题。气候恶劣，自然资源缺乏，农村地区生活贫困，男女不平等，所有这些使粮食产量仅保持在2%的年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在每年某一段时间总有多达40%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南亚许多地区，人口密度大，而且这些地区的人口仍在迅速增加，这都将加剧粮食的供需矛盾。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粮食消费将持续迅速增加，但布朗因此认为出口国和中国的谷物生产者将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是错误的，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能力。对于布朗这样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非洲而不是中国。

    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副研究员、《谁来养活中国》的译者康晓光认为，布朗的分析是严肃的，但又是片面的，而他的结论则是荒谬的。他认为，布朗低估了中国粮食增长的潜力。他在低估了中国耕地面积的同时，又高估了目前的单产水平，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已达到了自然资源所允许持续增产的上限，否定了世界科技进步的可能性。其次，布朗在把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做类比时忽略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别——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呈现高度的空间不平衡性。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产量下降的同时，西北省份的粮食产量却在上升。目前，“北粮南运”、“西粮东调”的格局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这使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时间会大大延后，而且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将小于日本和韩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布朗说的粮食安全问题。1978～1995年18年间，我国进口粮食2.26亿吨，但也出口粮食1.08亿吨，进出口相抵年均净进口为657万吨，只占中国粮食年消费总量的1.5%，只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的6%。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正常的，是有充分保证的。

    中国农业部前部长刘江则用一系列确凿可靠的数据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他指出，从1949年至198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亿多吨增加到4亿多吨，年均递增3.7%，人口虽然由5.4亿增长到10.43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0公斤增加到近400公斤。1984年至1995年，我国粮食生产又跨上了4.5亿吨的新台阶，年均递增3%。肉类、水产品、禽蛋和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1.3公斤、19.5公斤、13公斤和198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在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大贡献。而未来的中国人，也完全能够养活自己，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预计需要粮食6亿多吨。按这个目标，今后平均每年粮食产量要增加40亿公斤，年递增率不到1%。而建国以来我国每年粮食平均增产近80亿公斤，年递增3%。因此达到6亿吨所需要的年递增速度只相当于建国平均水平的1/3，只相当于近10年的1/2。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布朗先生之所以陷入悲观主义迷雾而看不到中国粮食的光明前景，主要是因为他过多、过重、甚至夸大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利因素，而同时又忽视中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有利因素。本书从粮食生产与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