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历史性巨变的十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许是结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来，农民工继续在各地大规模流动，但是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这件事对全国经济是好事，但对农业和农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只愁种不出来，现在农产品需求成为农民必须关心的问题。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许多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腾笼换鸟”的旨在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

    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本身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有的人已经退出农民工行列回乡，而新人在不断加入；当年的未婚姑娘小伙已经成家生子；当初做小工的，已经成了有手艺的大工，有的还成了包工头；当初的小保姆进入商业餐饮服务业；……。

    1995年初，从农历腊月下旬到春节期间，我们曾经在安徽、四川的12个村作过300个农户的访谈。2005年春节我们回到这12个村，重访这300农户。

    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