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工作、交税、守法、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你可以进入某一个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这样经过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几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申请加入该国国籍。而在我们城市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何况，我们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安排显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应忽视给人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

    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间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一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长期分离的生活，已经给一些家庭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带来问题。

    没有稳定的预期，社会也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可以帮助进城打工者逐渐立足城市的工资收入，相当部分被寄回带回老家，而老家的新房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贬值；短期行为、人力资本投资愿望的压低，不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全民整体素质；城乡两套行为规范在城市中的并行增加了城市运行成本，从维持交通秩序到地下黑经济的打击难度；等等。

    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本文特约作者：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