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几个朋友，原来在海南，后来也跑到广东来。”金城在广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训：“海南的失误主要是产业选择的失误，它与珠海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较适合做旅游，但做旅游呢，对财政来说，收益有限，而没有财力的话，就无法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海南这两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项目，对海南经济有些带动，但海南基础太弱，原来就是一个未开发地区。”

    确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的“传媒宠儿”是海南，而非东莞；中国城市青年精英的梦想也是“闯海南”，而去东莞的都是来自农村的所谓“盲流”。但近20年下来，物换星移，东莞和海南换了个位置。

    这次我去海南采访，曾在海口一家餐馆遇到一位来自海南文昌农村的青年男侍，我问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环顾左右，见老板不在，悄悄对我说：“只有500多块呀，只有我在东莞打工时的一半。”

    “那你为什么离开东莞？”

    “我春节回文昌老家过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我亲戚，叫我过来临时帮一下忙。忙完这一段，我还是要回东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个颜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厨房。

    原来，他的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