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装进几十个人的大货梯像一只生病的巨兽，喘息着爬上了六楼，沉重的大门不情愿地打开之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这个充满学术气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它的‘邻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体宿舍，窗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它的负责人刘开明很满意……”

    这是中国《经济观察报》三年前一篇报道的开场白。三年过去了，你仍然可以用这段话来描述刘开明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环境。

    不过，我去刘开明的办公室时，并没有乘坐那只病兽般的大货梯。我不知道这栋旧厂房一般的破楼中还有电梯，我是自己“喘息着爬上了六楼”的。

    刘开明刚刚送走了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在我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从英国来，他特别关照，“见缝插针”，把我“插”到了他原来排得满满的会客日程之中。

    如果说北京学者温铁军与我聊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那么，谈起同样的话题时，刘开明的口气却要乐观得多。

    刘开明认为，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农业人口的空间。“农民进城比在家务农好，视野开阔了，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

    但如果你认为刘开明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困境视而不见，那你就错了。刘开明写过一本书：《边缘人》，就曾细致、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种无奈的“边缘人”状态；他所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更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

    刘开明认为，导致中国城市化程度滞后、导致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户籍制度，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必须取消。如果不取消，负作用会不断加大，最后有可能会毁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这是刘开明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

    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上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