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