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受元帝节制。上述所有的人，都曾在江左政治、军事活动中起过作用。

    在论及司马越联合鲜卑诸部、司马颖联合刘石以相抗衡的历史背景时，有一事甚可注意。据《魏书》卷三三《张济传》，东晋之末，后秦攻击洛阳的东晋军，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乞师于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北魏遣张济报杨佺期。杨佺期谓张济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与君便为一家，义无所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通鉴》录此事于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七月，文中“晋之与魏，本为一家”，胡注曰：“谓猗卢救刘琨时也”，甚是。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著作用罢了。

    《晋书》卷一零《安帝纪》隆安二年（398年）“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天兴。”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拓跋魏书法”条说，《晋书》这种“魏王珪即尊位”的书法，与《晋书》所书其它各国“僭即位”一类者大不相同，因而断言“晋臣之词决不如此，唐人所追改也。”我认为王鸣盛从唐人追改求解释固可考虑，从江左政权在历史上与拓跋部的关系中求解释亦属可能。《晋书》记事，对拓跋魏另眼相看，不用贬词，例证甚多。王氏所举另一处，即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十一年（386年）曰：“代王拓跋珪始改称魏”，此事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则作“自称曰魏”，暗寓僭越之意，与《晋书》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大概东晋官方文书，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上引杨佺期语，曰“通和”，曰“一家”，曰“宁使魏取”等等，所反映的即是这种对等的、结盟的历史关系，与“焚石勒之币”、“不与刘、石通使”，正好形成对比。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

    刘、石起兵，导源于越、颖对立，表现为诸王对抗，已如上述。但他们一旦兵起，民族矛盾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北士过江者，于刘、石多有家仇，邓攸弃子事是其显例。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亲，一时蔚为风气。《通典》卷一零三建武二年（318年）袁瓌上表请禁断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书仆射曹馥、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等人，一皆下诏禁断。东海王妃裴氏南渡后，亦请招东海王越魂卜葬广陵，元帝特许之。晋室王公士族名士死于刘、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马自然不能与刘、石通使以招众怒。由此可见，江左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尚有现实的考虑。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考虑，促使王、马政权不得不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照理，在东晋初建阶段，王、马应当同仇敌忾，不共戴天，亟思所以报复刘、石。王、马表面上确实持此态度，但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确是事实。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永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