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晋书》卷七零《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淮流民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二）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征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西阳王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征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征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着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征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东晋之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于是而有给客制度的出现。据《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兖州条，晋元帝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