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陶侃、庾亮起兵废黜王导之谋，其情况分别如下：

    《庾亮传》亮与郗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案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镇芜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荆、江之地而改镇武昌。“芜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旧治与郗鉴往复商酌陶侃欲废王导之事。庾、郗终于以“时弊国危”为词，劝阻陶侃；又以“方岳道胜”相约，即方镇联合，以制中枢。当其任的方镇，当然是指居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居芜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鉴。这次废王导之谋，是陶侃发动，郗鉴反对，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体时间，当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芜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循势以郭默为江州刺史的时候。据《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为喻，杀气腾腾。王导仍曲为解释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化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耶？”陶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