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借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tr><td>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td></tr><tr><td>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td><tr><td>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td><tr><td>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td><tr><td>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td></tr><tr><td>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td><tr><td>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td><tr><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