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没有做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与之相佐证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澄清“传言”，否认关东军正在因为“中村事件”而进行军事动员。

    有人说，这不过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个伎俩，放的烟幕弹。

    但如果我们清楚日本政坛的情况，就知道，这也许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并不清楚关东军会策动“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这帮人已经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归根结底，在“九一八”事变甚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包括老蒋、张学良在内，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不眠之夜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把接待建川的任务安排给花谷正后，板垣来到了位于沈阳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处。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此时刚好到东京出差，板垣便以替他值夜班为名，坐镇特务机关办公楼，以便指挥全局行动。

    夜暮降临，他发出指令：开始行动。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

    行动具体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中队）负责，今田担任总指挥，队长川岛正大尉带着105人跟着后面。他们这批人在柳条湖附近待命，进行假模假式的夜间演习。

    另外抽出8个人组成爆破小组，假装巡视铁路，到预先指定的铁道旁去埋炸药。

    爆破小组的“组长”跟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过这个河本官小，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全名叫河本末守，是第3中队的副中队长，我们可以把称作“小河本”。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还是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