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锦西风暴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