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法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下了断语：“理论家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8月26日，毛泽东明确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中央直接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尴尬地放到了一边。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则达到了90%以上。

    不过，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那里的人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力量。

    当温州永嘉县干部戴洁天在燎原社实践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寨和几个村庄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为社长。对于社员的积极性，陈永贵的办法是干部带头。他的名言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随着公社越并越大，有些农村干部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不愿意再深入田间地头，养的闲人也多了。有人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