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便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散后，人心浮动，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邻居家里，捉鸡取鸭。甚至有人问乡党委书记：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党委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说要请示上级。许多地方的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办集体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饭不要钱，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陈永贵想，如此做法，何以长久？毕竟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各过各的日子，精打细算；如今颗粒归公，人们生怕吃亏，猛吃猛喝猛浪费，哪里还有持久之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虽然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并非流水席，而是根据劳动日确定基本口粮，按月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如此，在尽量公平的基础上，既节约粮食也保证了生活。

    对于风靡全国的“大炼钢铁”，陈永贵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不种地，却去炼钢铁，实在是不务正业。当土高炉蒸腾的黑烟飞舞在全中国上空的时候，大寨静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主业”——种地。

    对于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和农业“卫星”，陈永贵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两个星期后，又一颗“卫星”傲视中国苍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

    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广东连县亩产6万余斤，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纷纷出现，粮食似乎不再是实实在在用来果腹的事物，而是美丽而虚幻的彩虹，好看却摸不到。

    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陈永贵，对于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大寨人惨淡经营那么多年，年年搞基础建设，不断施肥改造，才让土地亩产提高到540斤。陈永贵很怀疑那动辄上万斤的产量是否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事？那宛若孙悟空翻筋头一样一夜十万八千里的产量到底是现实还是神话？

    在一次省里的劳模会议上，陈永贵在座谈中明确怀疑这种神话。他说，谁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就请谁到大寨吃拉面。但人们说，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谁还用到大寨吃拉面？陈永贵意味深长地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到了。”

    事态的发展让陈永贵不幸言中。1959年，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人民日报》撰文宣布：1959年，虽然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其实，当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由于估产过高，当年征购粮食高达1348亿斤，高征购让许多地方甚至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

    “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急，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涩地说：“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