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就拉开了。

    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是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全会对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在探索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但是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才全面开始。

    沈阳作为国营企业云集的老工业城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这一年6月，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韩耀先，收到了一份市领导的批示，要求韩耀先他们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批示说：“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有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有43家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通过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和厂长都是混日子。

    市里面的批示，落到了有企业工作经验的韩耀先身上。

    韩耀先后来回忆说，在1986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很多街道企业被上划成市管企业，生产和销售都要由上面做计划，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越来越不景气，政府则要为这些企业日渐庞大的亏损埋单。1984年，沈阳市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府就开始考虑从集体企业入手推动企业改革。

    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减政放权，还权给企业，集体企业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民主管理。

    循着这个思路，韩耀先来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调研。

    韩耀先发现，当时大约有1%～2%的企业经营确实很差，亏损严重。此时，在韩耀先的脑子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关掉，人员由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一些难以维持的企业就是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在韩耀先看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也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

    调研完了，思路也出来了，韩耀先就回到机关开始起草关闭集体企业的文件草案。为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韩耀先连续加了几天班。

    草案大约写了40多条，详细规定了亏损到什么程度的企业该关，以及关完以后采取什么措施，对厂长、工人如何处罚，等等。韩耀先的同事们讨论了一下，认为草案很实际。

    半个月后，领导的批示下来了，韩耀先觉得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

    批示说：“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韩耀先的第一稿就这样被否定了。对他来说，这寥寥数语不啻一声惊雷。

    韩耀先开始重新思索，他发现自己起草的初稿，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过去几十年来人为关闭企业的思路和观念。而在现实中，企业倒闭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应该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而不是靠过去的老思路——政府行政命令。

    不用行政手段，企业应该怎么办？怎么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企业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