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中国，游历了世界五大洲之后，再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命运似乎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画了一个圈，但是一个信念让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女子的命运，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她的信念面前，所有的人都会被点燃。她把自己视为草根，她把信念称为公民社会。

    廖晓义阐述第二点：“现在中国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环境法规少，而在于执法不力。执法不力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执法机制。”见克林顿点头，廖晓义三转话题：“美国对中国环保方面的经济支持远远落后于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不久中国在环境方面将会有大的变革。如果美国不愿放弃这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机会，你们现在就必须有所行动了。”

    1998年7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在广西桂林七星公园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凉亭中，克林顿与中国7位环保人士座谈。最后发言的是“地球村”的创建者廖晓义，她的第一句话就让克林顿为之侧目：“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中国不能重复你们的错误，比如说太多的私家车、空调、一次性制品。”她的话音刚落，克林顿下意识地拧开手中的笔，在证实手中的笔不是一次性产品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又伏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

    卢光特是这55万人中的一员。作为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他只因为写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与麻雀》的文章，遂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老家进行劳动改造。对丈夫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廖宣敏措手不及，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热情占据上风，作出了和卢光特离婚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开始重新招生。但这时招生办法不再是考试录取，而是进行推荐。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经过推荐后直接进入大学，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廖晓义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她家住在长安汽车厂厂区，那个地方属于城乡结合部，背后是一片山。她经常抱着弟弟，和小伙伴们到山里玩耍。那里有一大片菜地，地里种着茄子、辣椒，周围还有些树木，很安静。她无法想到，这样美好的日子是那么短暂，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结束了！

    廖晓义在云南一待就是3年。每天都接触泥土、阳光，接触工人、农民，接触一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人，还负责给厂里职工讲授《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这一切都让廖晓义觉得满足。机会总是眷顾生活中的强者。1974年，在廖晓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悄然到来了。

    虽然此时的廖晓义仍然是“右派分子”的女儿，但由于在插队期间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u>htｔp://ｗｗw?９９ｌｉb?nｅｔ</u>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能圆大学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习、读书，廖晓义欣喜至极！那时，上课内容多样化：学农、学工、学军，丰富多彩。学农时，会拿着锄头，又背着赤脚医生的药箱在田坎上走；学军时，借来军装穿上，拿着枪，很神气。廖晓义还借来一个相机，到山野上照相。因为不考试，这给廖晓义很多自由阅读和玩的空间，让她浓郁的激情和革命理想得以完整保留，若干年后，这些珍贵的品质大放异彩。

    廖晓义印象最深的是她8岁那年，廖宣敏让她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她咬着笔杆晃来晃去，始终没有头绪，于是就对着正在烧饭的妈妈说：“下次再写吧。”廖宣敏不让步，坚决要女儿写完日记。或许，廖晓义永远都不会想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写笔记、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今天都没放弃！她说，感谢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