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州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每天上午上课、泡图书馆，下午到餐馆打工。到星期日，参加当地人组织的环保活动，参加环保组织，接受环保理念，研究环保法规在中国的可操作性。有一次，在某垃圾处理厂，她看见那儿的妇女包着头、戴手套分拣垃圾，就问：“这方法从哪儿学来的？”“中国呀，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失望地说：“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那个美国妇女瞪大眼睛：“这么好的传统，怎么都放弃了？”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夕，非政府论坛环保会议隔三差五地举行。廖晓义发现，环保人士中女性占绝对比例，都来自民间环保组织，她们监督执法，其力度影响国会。看着这些指点江山的女子，廖晓义产生了做片子的冲动，“如果采访环保女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放映，让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投身环保，该有多好”。为此，廖晓义直接奔向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她听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巴西、肯尼亚、印度、菲律宾代表的声音，但唯独没有中国人。而且令她尴尬的是，当她提出采访要求时，很多人都以为她是来自韩国或日本的记者。廖晓义感到很伤心，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成立一个中国的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

    廖晓义通过了托福和GRE考试，并拿到了美国绿卡。这时，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的马尔文教授看中了廖晓义的背景，想留她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给她提供丰厚的奖学金。面对这如此难得的机会，廖晓义放弃了。在接触了许多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后，廖晓义在中国建立类似环保组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此时，《绿色访谈录》作为1994年“6.5特别节目”已经在北京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于是，她对马尔文教授说：“谢谢您的好意，美国不缺少博士，但中国却缺乏环保人士，我没有时间读取一个博士学位……”但她最终选择了做马尔文教授的访问学者。

    放弃了博士梦，廖晓义集中精力拍摄她的环保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她想把这部片子拿到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播放，让中国有影响力的女性投入到环保工作中。她倾尽打工所攒的两万美元，高薪聘请专业摄像师分赴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采访了40多位国际环保女杰。钱不够，又向朋友借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债，这是一笔以生命作为抵押的无息贷款。在美国的两年，廖晓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份人身意外保险，这在美国那个世界上车祸率最高的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给廖晓义提供环保人士的采访线索和最新资料，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采访了国外40多名热心环保的女士，其中有家庭妇女，也有身居高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主任道德丝·微尔，第一次提出环保问题的美国生物学家卡逊、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

    1995年5月，廖晓义离别丈夫，带着女儿和尚未杀青的《地球的女儿》回国，借住在朋友家。酷暑七月，主人家只有一台电扇。在筒子楼里两室之间的狭窄过道上，用两只旧木箱搭一张床，成了母女俩和帮着带孩子的表妹的栖身之地。晚上为了让女儿舒展开身子，廖晓义只能把脚支在墙上，头低脚高地睡，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半。有一天雨夜，她留宿在一位女友家，第二天醒来，躺在宽敞大床上的廖晓义感觉特别幸福——总算能伸直腿美美睡了一觉。

    1995年9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次主题是：健康、教育和就业。这次大会和论坛的参加者超过了4万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规模空前。大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采，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在大会的10个工作日里，组委会共安排了7天的“一般性辩论”和13场大会发言，先后有270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