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前，每一个认识陈哲的人提起他时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人。准确地说，陈哲是首都钢铁公司第五电工队的一名电工。但是，陈哲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工人了。

    1970年，陈哲中学毕业。同学们都要“上山下乡”，他被照顾进了“首钢”。

    其实他很想去插队，因为他一直喜欢农村，喜欢那里的蛐蛐，喜欢那里的蚱蜢，喜欢在地里拔草种菜的那种感觉，喜欢和那里的老头老太太聊天。但学校告诉他，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让你带队去工厂你就去工厂。他知道，学校是出于实际考虑。出生在“单亲家庭”的他，6岁那年，母亲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得了重病。家里那么穷，你还不进工厂养家糊口？

    他还记得原先对自己的要求——在哪一个岗位都一样，在什么岗位都要做好，都是革命需要。他进工厂时是作为学生组织的一个领队。那时他还寻思着要坚持思想改造，要支持红色，用那时的说法就是“革命”。但这样的状态没有坚持多久，他就开始“消极”了。他用消极换来的是更多的自由，他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自己想问题。

    似乎是陈哲性格里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他潜入人文领域，渐渐开始远离正常的工人的轨道。开始时，他还每天谴责自己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一种罪过。他还是很希望自己改正过来，以一种热情去走工人这条道路，他在日记里每天提醒自己，甚至反复地批判自己。他处在一种矛盾状态。

    但那时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的活动领域涉及素描、音乐、摄影、种花，甚至包括做衣服、做家具。在那段时间里他用了大量的时间在做这些事，可以算是业余，也可以算半业余，因为他的心不在工厂了。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时，陈哲还处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但他自己的思想正在经历巨大的转折。那时的他，心思早已不在电线电路上了。他知道自己要做另外一件事，但却说不上来是什么事。他开始请病假，闷在家里不出门。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在名分上还是一名工人，但那时思想已经开始蜕变了。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工人”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那时人人必须有身份，整个中国就是由几亿农民、几亿工人、几百万解放军和很多知识分子构成的。

    如果不把自己装入这几个“方块”，你就是社会“异己分子”。没人喜欢“异己分子”，他们代表着不安分、不正常、不求上进，喜欢在阴暗的角落干些危险的事。但是，陈哲似乎注定要进入这个“圈子”。

    因此，那时的陈哲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虽然不会像“文革”时那样被打成反革命。厂里派人调查，看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干活。别人一看，他的屋子里全是画，全是书，全是稿子。别人问他是不是想当作家或者画家，陈哲只能回答：“我当不了。”是想挣钱吗？他说：“没挣着。”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象得出，一个人可以像陈哲那样活着，去想自己的问题，而且想得很深。

    但他还不确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要是那时自己想好了去做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哲学家，或许现在真的就成了，但那时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那个年代笼罩着这样一种色彩，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系统去解读一件事。但陈哲的内心是不能被解释的。你做着一件事，却想着另外一个东西，这在当时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有个性的，而且即使你想表现得有个性，你自己可能也找不到个性的答案。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身边的人劝他去报名。他心里倒是很想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现在的他是这么解释的，他那时的思想比较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