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母亲是地主出身，父亲此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双双成为被批斗的“专政对象”。在“文革”刮起的第一阵红色风暴中，樊建川的父母成为被送上祭坛的第一批牺牲品。很快，樊建川家里被抄，父母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游街，然后在批斗会上遭到“群众专政”，被造反派用棍子打，“触及灵魂和皮肉”。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因为参加过阎锡山的晋军，被迫跪在煤炭渣上接受批斗；他的胸前被挂上沉重的木牌子，木牌上细细的铁丝勒进了脖子。

    “天下未乱蜀先乱”，樊建川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九岁这一年被迫结束。他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环境迫使他开始懂事。他开始考虑如果父亲被关起来，他去送饭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挨打，怎样才能让父亲吃得饱一点。樊建川开始逐渐适应这种新环境，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

    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适应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担任的“运动员”的角色，生活似乎变得不再沉重了。樊建川的父亲在参加完批斗会之后，回到家中会和儿子交流当天的“斗争”情况，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刚开始作为批判对象出现在批斗会上的时候，樊忠义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用竹子编了一个很重的高帽子，作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道具。但是，很快樊忠义就感到吃不消了。他必须保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的姿势，高帽子太沉，稍微一晃动就会掉下来。这时，樊忠义就会被造反派们实实在在地打翻在地，然后再踩上一只或更多只脚。

    当批斗成为“走资派”樊忠义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如何保持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的姿势而又不让高帽从头上脱落成为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和儿子探讨的结果是：用牛皮纸做一个更大但是非常轻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樊忠义”，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低头认罪的态度，又能减轻身体的重负。樊忠义对这个办法很满意。后来，樊建川回忆说：“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折起来，去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捋抻牛皮纸再戴上。我爸说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樊建川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樊忠义逐渐变成了“死老虎”，造反派们的兴趣开始转移。“文革”升级了，造反派内部开始分裂，“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小将”们开始拿起真正的刀枪“捍卫毛泽东思想”。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开始发生急遽变化，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并迅速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武斗，其中以四川为最。而四川最为惨烈的则属重庆，离重庆不远的泸州和宜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的宜宾是在武斗的枪声中度过的。樊建川的父亲不再处于运动的中心，他们父子俩目睹了宜宾这场规模空前的武斗。造反派对立的两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彼此用自制的巨型弹弓、钢钎、步枪、机枪、手榴弹互相进攻，整个宜宾城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双方不断有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壮烈牺牲”，一些无辜的市民因为身处“战场”而惨遭不测。

    在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樊忠义眼里，造反派的武斗纯属“业余”战争。这位曾经的职业军人带着儿子，近距离观察两派的战斗。十岁的樊建川就这样开始认识“文革”。当时，大字报、传单和油印的小报遍布大街小巷，樊建川在观战之余，就将这些随处可见的宣传品拿回家去。日积月累，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纸片开始增多。樊建川将这些传单、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收藏起来。樊建川收集的“文革”期间的检讨重大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