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直到今天，只要电视上播放《血战台儿庄》，樊建川总会坐下来把它看完。

    从收藏文物到关注历史，樊建川的业余收藏完成了一次飞跃。但是，跨过这一步对樊建川来说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艰辛。正像樊建川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的书名那样，一个人的抗战开始了。

    樊建川的收藏开始从爱好变成了一种责任和探究，成为了一种现在与过去、当下与历史的对话，一种对于历史的责任感已经在樊建川心中产生。他继续在成堆的破烂和废品中寻找他感兴趣的东西，收藏的范围从“文革”扩大到了民国，收藏在他生命中的权重开始增大，直至成为一种事业。

    在重庆做收藏很方便，樊建川的收藏嗜好逐渐传了出去。很多朋友把家里的“文革”传单、小报、搪瓷缸子、唱片主动送给他。樊建川说，收藏品多了起来很重要，这样在翻看的时候就会有归类、整理的习惯，平时也会下意识地去研究这些藏品。时间长了，藏品就会和自己形成一种互动，就会从看到什么收集什么到主动去收集。

    但是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工作和收藏并没有关系。

    在第三军医大学，樊建川的才华迅速显露了出来，他成了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在几年之内，樊建川先后在《红旗》、《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高等级的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涉猎的范围从农村改革到个体私营经济。他在这些文章里所持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而富有前瞻性的，但是在当时，部队的氛围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樊建川的观点被视为异端。

    樊建川先后受到的指责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的观点”、“为个体户说话”，等等。他的文章《减少农业人口》因为指出农村存在过剩人口，被指责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过剩人口，社会主义怎么会有过剩人口？

    不过，樊建川对此颇为理解。当时“文革”结束还没有几年，人们的思想解放还需要一个过程。时代毕竟不同，樊建川虽然因为文章观点迥异而受到批评，但是他还可以继续在学校教书，在学校里面的考核他仍然名列前茅。

    按照正常的轨迹，第三军医大学教员樊建川将按部就班地得到提升，他将按照年限逐级提拔，到退休时，他可以成为一个正师级教授。樊建川对这种生活并没有太多想法。

    直到有一天，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一天，樊建川在学校里面散步，看到了一些老人提着篮子买菜，樊建川突然觉得异常恐惧。因为，这些老人樊建川并不陌生，他们大多是学校里面退休的正师级教员或者干部。看到他们，樊建川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樊建川后来说，那一刻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为他特别恐惧这种能够看到自己人生终点的生活。

    樊建川开始考虑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想转业回宜宾。

    这个时候，樊建川已经结婚，唯一的女儿也好几岁了。对于樊建川的决定，他的妻子并没有反对，她觉得在重庆待着和回家都可以。

    樊建川开始要求转业。作为单位的骨干和“壮劳力”，学校自然不会轻易放他走。学校一位姓周的处长立场鲜明，坚决不让他走。樊建川自然不能硬顶，因为这样只会使事情越办越糟。樊建川开始寻找其他突破口。一天，樊建川打听到新来的政委是山西人，他就挑选了一个周末，提了一瓶汾酒去和政委套老乡关系。

    一顿酒喝下来，结局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从1981年到1988年，樊建川七年的教书生涯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樊建川又回到了宜宾，他的人生轨迹仿佛画了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