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有了发挥的余地，居然也是事事顺利，接生时从未出过差错。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也就是在同一年，“文革”宣告结束。我从1965年入学，在求学的十一年中，有十年都是在“文革”里。有人认为我们是毫无知识的一代人，其实也不尽然。“文革”期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像今天中国的高中生那样幸运，那样自由自在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我们的老师还是尽其所能，为我们打下了一个相对扎实的基础。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毕竟知识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终其一生的事情。所以，人们仍旧可以欣喜地看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后颇有建树的仍不乏其人。

    凡是独生子女或是弟妹不满12岁的学生，可以留城。我正好符合第二条，故毕业之后我留北京待分配。

    赋闲在家里，十分无聊。正好赶上1977年外贸部、北京海关、上海海关联合在中山公园主办“走私展览会”。我舅舅在外贸部工作，经他介绍，我在展览会上当了为期三个月的讲解员。“走私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五个讲解员，都是由极年轻的女孩儿组成的。我当时被分在第一部分，即介绍前言和中国走私的历史。这一段日子里，我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时又有一种走出学校、初次独立自主的尝试，所以，感觉特别好。

    1977年9月，我被北京医科大学护士学院录取。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那时我已入读护士学院，不能参加高考。在护士学院学习了两年，于1979年毕业。由于国家规定，凡属大专毕业的学生必须先工作两年才能再参加高考。就这样，我与高考失之交臂，留在北医三院工作直到出国为止。成全我上大学的梦想，倒是后来在美国实现的。

    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造就了我，使我对自我的素描勾画得更加完整、更加丰满、更加趣味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