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最早的呐喊。而这些呐喊又产生在中国最早创建文明城市的三明市，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令人追寻的东西吗？

    1982年1月24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听完三明市领导在省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后，为三明市概括了三句话：三明三明，为了人民；三明三明，精神文明；三明三明，大放光明。

    三明以其自身的风姿绰吸了福建省乃至全国城市的注意，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三明市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三明市真如项南同志所言，开始在全国大放光明。

    1984年6月，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三明市召开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推广三明市坚持抓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建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精神文明、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新型文明城市经验。

    从此，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国全面展开。笔者在福建采访时特意看望了袁启彤同志。袁启彤现任福建省人大主任。在交谈中得知，他并不是本地人，是1949年随南下服务团来福建的，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福建。他在下边县里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县文化局长，当过永安县委书记。他是一步步上来的。他说他的根须在老百姓中间。他说他当年在农村搞土改剿匪反霸时，有一次，他在沙县盖竹乡病倒了，情况很危急，是农民兄弟用担架抬着他，赤脚赶了50多里山路，把他送到了县医院，拣回来一条命。他一直怀念着那时的干群关系，那时乡亲们都不把他当外人，当做自己的兄弟。他在三明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或许他有一天病倒了，三明人还像当年那样，不管山路多滑，林有多深，仍会一如既往地抬着担架救他，这就是对他最高的奖赏。为了三明人，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他愿意豁出一切。

    他说：

    就是那个麒麟公园，我们顶着压力冒险建设了空中缆车，这时有人告状，结果我本应该提十四级的，没提成，还是个十五级。这算是个人待遇上做出了牺牲。三明市拆除违章建筑时，遇到一个刺头，谁去就骂谁打谁，我不怕，我说天王老子也要碰一碰你，就亲自出面碰硬。市法院一个干部养狗，经常伤人，群众意见很大，但没人敢管，我就带着秘书去找他，他放狗咬我们，把秘书的手都咬了，但他最终还是乖乖地把狗交出来。一个团干部恋爱，人家不干，他就打人，并且当着领导的面打，气焰嚣张，当时没人敢管，我就出面，和当时的团委书记李路英找他。他怀恨在心，放出风说要杀我，那时候大伙都为我担心，项南同志曾亲自过问这件事。但我仍然不怕。我有精神准备，我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用革命精神来搞精神文明，也算是祖传秘方吧……但三明市的精神文明之所以搞得好，我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有两点，一是因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这算是一种外在的动因；二是这是三明市人民的呼唤，是人民的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凭我们几个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袁启彤讲话的语速让笔者想起三明市春天里的沙溪河。这是一个颇具个性而又极富激情的人，即使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却没有官场中人特有的矜持和谨慎。他讲话颇动感情，表情率真而明快，但有时他的言语又很缜密，像作学术报告，显现出学者型领导干部的风范。在他宛如流水的叙述里，三明市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南国小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像原子裂变那样，完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飞跃，成为城市走向文明的先行者。而从袁启彤的叙述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照耀的结果。三明小城，原本是脏乱差的典型，也是整个中国城市的写照，然而，当三中全会的思想阳光刚刚从云层透出光芒，我们就清